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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sz-yatai.cn  作者: Warehouse  发表时间:2018-02-18

(原标题:出走的幼师和彷徨的学前教育)  出走的幼师和彷徨的学前教育  848  2017-12-04  148  吴秋婷 /文  离去或坚守?高流动率正在成为幼师行业的常态  距离2018年还有一个月。然而,对杜佳芸而言,最近已经感到心力交瘁,不确定能否在幼师的岗位上坚持到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。  八月初,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她,进入到这家位于北京通州的民办幼儿园,至十一月底,不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。  为了上班方便,杜佳芸租住在幼儿园附近小区的一个单间里,月租1200元,占去了月薪的近三分之一。从住处到园所,步行只需五分钟。“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”尽管在学校读书时,杜佳芸已经有过幼儿园的实习经历,可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,才开始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。“实习的时候主要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,不需担负那么重的责任,真正成为幼师,才发现压力大到难以想象。”  杜佳芸在离去与坚守之间动摇,高流动率已然成为整个幼师行业的常态。近期,香港青瑞教育研究院对近两百位幼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,其中,31.30%的教师有离职的打算或已经离职。工资低、压力大排在离职原因的前两位。  与此同时,幼师负面新闻频发,这些幼教从业者,一次次被抛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归属感与社会关怀的缺乏,也令越来越多的幼师选择离开。“幼儿教师行业目前的现状是,里面的人想离开,外面的人不愿进来。”一位幼儿园经营者总结道。  高压的工作环境  不同于杜佳芸,李婷在实习阶段便已决定放弃从事幼教工作。今年六月,李婷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,有寒暑假,是她曾经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最主要的原因。然而,在经历了四个月的痛苦实习后,她决定放弃旧有的人生规划——成为一名幼儿教师。  实习期间,按照日程安排,她每天7点半便需到校,傍晚4点半或5点下班。同时,环境创设的任务,占用了她大量的业余时间,有时,甚至需要牺牲午休或下班时间做手工。“每天,需要面对30个孩子,长时间在哭闹的环境里,人有些吃不消。”李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。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梁慧娟、冯晓霞,曾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,结果显示:88.5%的受试者感觉自己经常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;86.7%的受试者总担心出事故;65%的受试者反映自己常常感到烦躁。  幼师的前方是一面失真的社会镜子,旁人从镜中看到的幼师工作简单轻松,而其中的冷暖艰辛只有幼师自知。这些从业者,往往需要同时扮演看护者、教育者等诸多角色。  1999年,从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段雨欣进入了幼师行业,并一度想要放弃。工作了十八年的她一直坚信,“幼师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之一”。  在正式成为幼师前,她同许多外行人一样,认为幼师只需要会唱、会跳即可。但成为幼师后,她却发现生活的小船逐渐驶离了既定的航道。  她清楚地记得,当时,一个班级有四十余个孩子,只要一个孩子哭闹,便会引得四十多个孩子一起大哭,如同四十余支刺耳的喇叭齐声吹响。“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”她说。  在刚入职的前几个月,她都在纠结于是否辞职。但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,她还是选择了照常上课。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已经帮助她形成了轻松的心态,“现在孩子哭,我会对他微笑,他看到我笑,自然也就不哭了”。  学前教育专家梁英认为,社会对幼师行业存在一种轻视的态度,觉得幼师是一个缺少科学性的行业,与普通保姆无异。实际上,幼教恰恰有着很强的专业要求。“它需要幼师有着专业的儿童心理学知识,需要幼师读懂孩子、理解孩子。”  高压工作环境下,从业者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,缺乏经验和专业素养的幼师,甚至会采用体罚、谩骂的方式解决问题。频频被曝光的负面事件,也恰是因此而起。梁英认为,在理解与尊重孩子的能力方面,中国幼师行业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。  低水准的薪资待遇  然而,幼师群体的薪资待遇与高强度内容并不相匹,在低薪与高压之间,幼师行业的跷跷板很难寻求到一个平衡点。  今年毕业后,与李婷同班的近五十名同学,选择从事幼师工作的不足十人,占比仅有五分之一。她与同学交流时发现,收入低是大家放弃幼师职业的首要原因。李婷毕业前在一家公立幼儿园实习,在实习过程中,她没有拿到任何薪资报酬,即使签约入职,正式员工的薪酬也只有每月2100元。 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,中国2016届“幼儿与学前教育”职业类的本科毕业生,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3504元,比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低872元;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从事“幼儿与学前教育”职业类群体,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2706元,比全国高职高专平均水平低了893元。  在基础教育阶段,幼儿教师的整体薪资最低,这已? 安徽农村男孩士焱,3个月时被诊断为“先天性胆管闭锁”,经手术治疗后一直频繁发烧,直至15个月时被确诊为肝硬化。小士焱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主任钦伦秀、副主任王正昕的会诊下,准备进行亲属肝移植。作为肝移植团队领头人,王正昕安排了亲体肝移植配型移植,结果令人振奋:“妈妈配型成功,宝宝有救了!”但接下来十几万元的高昂治疗费用,让这个农民家庭为难了。细心的专家察觉到他们的犹豫,为他们申请了三项慈善基金,三方合力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。 儿童肝移植,在过去是相当罕见的手术,但近年来常见诸报端。换一个肝,生命濒临垂危的孩子就此重获新生。医学专家解释,成人换肝者约一半是恶性肿瘤患者,存在一定复发率;儿童则不一样,肝移植术后大多可获得长期生存。数据显示,近年来,我国每年儿童肝移植增幅达30%至40%。可相比实际需求,现有肝移植数量仍不足。目前,全国每年约有近3000名患儿需要做肝移植手术,真正能实现肝移植、迎来生命曙光的只有不到600例。 只有少数医院开展儿童肝移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、肝脏外科主任夏强介绍,我国小儿肝移植技术发展十余年来,已突破技术瓶颈期。以仁济医院单中心为例,从每年零星的手术量,到2012年单年突破100例,2016年单年突破200例,“今年至今已突破400例”。 不过从全国范围看,目前开展小儿肝移植的医院仍在少数,除仁济医院外,全国另有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、北京友谊医院两家手术量较多,三个肝移植中心年手术量占全国总量80%以上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肝移植团队位列第四,去年完成60余例儿童肝移植。 过去,我国儿童肝移植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发言权,如今这一状况已大为改观。近六年来,仁济医院保持着全球完成儿童肝移植最多手术量纪录(目前美国全年手术量在500至600例),很多欧美国家以及新加坡医疗机构专门派医生前来学习交流。 每年仅两成患儿及时“换肝” 尽管我国儿童肝移植实现技术突破,但未来仍任重道远。专家透露一组数据,每年我国仅20%需要肝移植的患儿可顺利换肝,欧美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%;欧美国家儿童肝移植占肝移植总量的50%以上,我国这一比例不足10%。 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、教授王正昕说,需要肝移植的患儿中,约一半是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,该病发病率约为1/8000,通过规范的“葛西手术”,患儿生命可延长,为肝移植赢得时机。可惜的是,许多患儿家庭并不知晓这一常识,误以为疾病“无药可救”,放弃了宝贵的治疗机会。 夏强说,小儿肝移植过程中,需要麻醉、护理、儿童生长发育、保健等各科室通力协作;小儿肝移植手术后,需要观察患儿未来10年、20年的成长,如何做好病例管理与数据分析,仍有许多需要探索。现有培训可帮助各地医疗人员短期内掌握成熟技术,但更多医疗机构建立起规范团队仍需要一个过程。 可为肝移植患儿设救助基金 更让儿童肝移植团队揪心的是,资金费用不足。目前,儿童肝移植如实行亲体肝移植,费用约在13万至15万元;非亲体肝移植费用约在30万元左右。王正昕说,9成需要儿童肝移植家庭是贫困家庭,这样一笔费用让他们不堪重负。 夏强领衔的儿童肝移植团队,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、中芯国际等社会公益组织和企业一起建立“儿童肝移植慈善基金”,救助数百位患儿。王正昕团队也与3家慈善基金联合,为患儿解决实际困难。专家呼吁,从政府层面能为肝移植患儿设立救助基金与善款申请平台,或许能让更多患儿得到及时帮助。专家还建议,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网小儿器官移植捐献分配平台,可让更多患儿得到及时有效的供体与治疗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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